第14章思录(上) (第3/4页)

人们不可能喜欢这样的生活。历史的大趋势也应该是由野蛮向文明而发展。

    但为什麽明明道理是如此，在h宗羲眼中却出现了“社会发展总是步步由文明沦入野蛮”这种道理上截然反常的现象？在作者看来，此中的缘由才是更足以令人深思的问题。

    所谓人之常情，的确有好逸恶劳的一面，但同样也有趋富逐利的一面，而後者对於前者甚至是压倒X的。人们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收入，贫穷的人不会不想着怎麽去赚取足够维持生计的收入，而越是富足的人越会想着怎麽去赚取更多的收入，越不可能让眼前任何一丝钱生钱的机会轻而易举的溜掉，这才是人类的天X，金钱的本X，也是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决定X因素。

    而好逸恶劳只是少数或浮於表面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大环境的普遍“质”化而令人产生随波逐流的行举。一种是环境的不如意而导致的自暴自弃，轻则来说，是付出与收获极度不成正b，是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导致人们丧失了努力的积极X；重则来说，就是明知自己的付出是给别人g的，因为全天下所有之物都是属於皇帝一个人，都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特权尽情的占有夺取，因此原本积极的人也可能变得沉沦消极。这点曾经大跃进时生产公社化的彻底失败就是类似的例子，当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以所谓人民的名义归於公社所有，人们怎能不偷懒？怎能不好逸恶劳！因此可以说，正是统治者和统治制度的不堪，才造成了民众在被制度驯化下的JiNg神退化，才导致了社会不停向野蛮退化。

    这两种原因，在“文质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彼帝辛使男nV倮lU0逐，厉王发龙漦尿而使妇人lU0而噪澡之。

    hUanGy1N的统治者们带头腐朽沦丧，产生的破坏效应无可估量，一个国家的君主既如此，他的群臣们又该如何？群臣若是上行下效，普通的百姓又该如何？试问如此这般，世风如何不日下，人心何以不沦落，此其第一种原因的典型诠释。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君子皆知文章矣，则yu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

    从由余和秦缪公的对话来看，最先向秦国提出以野蛮治国思想的由余堪称後来商鞅推行极端法家思想下驭民之术的先驱和铺垫。

    正如h宗羲後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他愤而写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岂天地之大，於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此时的h宗羲在惨痛的反思明亡的教训後，才真正看清了历史的答案，明白真正的天下大害，正是在於独断的统治者。君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正是由於顶层统治者的原因，才使得天下没有安宁之地，使得社会不断在权力纷争中倒退沦落，因为君主把天地之大所有的东西都当做自家的私产。人民肝脑涂地、子nV离散，在其看来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产业的手段，丝毫不感到悲惨。人民被驱使着，被利用着，在对明君治世之梦的幻灭中，在明白天下之大已然被君主当做了自家私产後，这个世道的一切便围绕着天下大权的争夺而展开。而统治者则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大权被夺，於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不停完善巩固着手中大权的统治之术，热衷於像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样不停扩张着手中的权力版图。

    《留书》中由余和秦缪公的那段记载，便是上述恶果的一种印证。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野心和统治，一门心思的寻觅和设计着别有用心的统治制度，试图以野蛮倒退的制度和手段激发人民的原始生存动力来达到强权、强国、争天下的目的。在这种顶层制度的设计下，人们只有听命服从的份，听命服从於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连同自己都难逃被野蛮塑造的命运。而一个社会越是趋於野蛮，便越会倒退至类似猴群似的原始状态，越利於也需要於一个猴王式的领袖来统领一切。而老百姓们，只会像猴王治下的猴群一样，越来越渺小卑微、噤若寒蝉。

    正因为有了由余和秦缪公打下的基础，商鞅推行起自己的极端法家思想才水到渠成，也可以算作这种制度基础由起初简单的粗暴野蛮转为JiNg密的极权制度的一种进化，就像猴王开始懂得了赏罚分明、笼络欺骗、纵横捭阖一般，对猴王来说这是一种统治手段的巨大进步，但对猴群来说，却犹如置身於一座越来越牢固的囚笼。而随着这种统治进一步进化为控制思想的机器，对不利於统治的各种思想进行压制、禁锢和阉割，当中的个T更是连挣脱囚笼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孔子的仁义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和“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本是那个时代以仁义之君、仁义之师使天下归一、人心向背、王道复兴的希望之光，尽管时间可能有些漫长，但因为极端法家思想和秦国急功近利的图强之心完美结合而成的极权横空出世，这一希望终至宣告破灭。在这种野蛮制度的鞭笞下，秦人的原始生存动力被彻底激发，秦国果然穷兵黩武的强大了起来，在灭掉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後，儒家实质上便宣告完败于极端法家，并进一步沦为极端法家思想的嫁衣和遮羞布，成为对这种野蛮制度的统治内核加以粉饰包装的门面。而随着儒家逐渐被侵蚀而变质，被法家以“三纲五常”鱼目混珠、偷天换日，使得“忠孝贞节”流於一种表面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沦为了等级制，王道也彻底被霸道所取代。

    在极权下如同嗑药一般横扫六国的虎狼之秦，却在药劲过後开始显露出剧烈的副作用来，原来制度下所谓一方面的强大，不过是以另一方面的极度虚弱为代价，最终落得个指鹿为马、二世而亡的下场。

    但秦虽然亡了，皇帝的称谓却被後来的统治者们视如珍宝的延续了下来，秦的那套极权制度虽被後来者x1取秦亡的教训没有完全照搬，但它的核心理念却像深埋于亡秦废墟下的种子一样存留了下来，随着汉武帝刘彻使其重新如沐春风、破土发芽，一代一代、一朝一朝不停间断的发展壮大，其势大有不可遏制、重新席卷天下之日。

    到了宋时，这套制度已然重新蜕变得相当完备，不禁有着严酷的铁腕，还戴着仁义道德的光鲜假面。

    宋代是自汉武帝、隋炀帝以来，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完善升级，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且系统化、制度化的开始了君主独裁